在香港人認識的「極簡主義美學」裡，大家腦海可能會即時浮現出「無印風」、「白色」、「原木」、「日式」、「少」等這些形容詞，好像極簡主義就是總跟顏色和數量扯上關係，但在電影裡的極簡美學裡，其實點只只有這些條件呢？

極簡主義源起於1960年代初美國的一場藝術運動，藝術家們有意識地放棄學院派藝術，極簡主義藝術家摒棄了抽象表現主義的英雄敘事，推崇精簡純粹的幾何形式，讓年輕藝術家開始質疑不同媒介之間的傳統界限，將幾何抽象、構成主義以及現成品的概念融合起來，漸漸發展極簡主義藝術。極簡主義的一大關鍵是試圖透過色彩和形狀來傳達最簡單的含義，從美學的角度來看，極簡主義提供了精緻的美感，也代表著真理、秩序、簡約和和諧。

根據極簡主義藝術家Frank Stella：「你看見的，就是你所看見的。」充分表達出極簡主義的精粹。極簡主義藝術純粹為藝術而創作，不受情感的束縛。而極簡主義藝術品均有這些特徵：重複性、幾何形狀、簡單性、有限的顏色運用、精確且清晰的邊緣、缺乏情感內容和留白讓觀眾參與。

我們一起來欣賞由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雷曼Elia Suleiman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《It Must Be Heaven》(台譯：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) 來認識真正的極簡主義美學。

先談故事：

《It Must Be Heaven》獲2019康城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和競賽單元費比西影片人協會獎，講述了導演伊利亞蘇雷曼前往世界各地探索身份、國籍和歸屬感的幽默喜劇故事。

導演伊利亞蘇雷曼作為一個在巴黎、紐約、拿撒勒三地生活，並出身自信奉希臘正教會的阿拉伯家庭，同時又持有以色列護照的巴勒斯坦導演，《It Must Be Heaven》以全新視覺解構他這特殊身份的趣味背後，他以喜劇手法解構已被符號化和政治化的「中東」，並去掉「中東」與「和平」中的西方凝視。

電影展示了導演的一場旅行，他從居住地拿撒勒出發，帶著新創作的劇本《中東和平喜劇》前往巴黎與製片人洽談項目終遭拒，之後再輾轉到紐約參加會議，最後又回到拿撒勒，席間他仔細觀察著所到之處的街道、角落，發現無論是巴黎還是紐約，都能夠找到家鄉巴勒斯坦的影子，故土如影隨形。

再談手法、含義：

電影以默片喜劇的形式，具象化展示各種情景，顯微鏡般探尋身份、國籍和歸屬感的問題。導演在電影用觀看代替表達，用沉默解構話語。影片中的蘇雷曼幾乎沒有太多台詞，大部分時間他都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不停地觀看，但他的觀看同時也是一種參與，他聆聽，不枉斷，不表達，話語的缺失構成了文本的歧義，也是讓觀眾自己解讀的最佳路徑。

《It Must Be Heaven》除了透過喜劇解構了政治、沉默解構了話語，同樣也在探討一個人類共同的哲學命題：身份與歸屬感，哪裡才是家？地球如此之大，我們曾經以為的「地球村」和「世界公民」的無國界狀態，在今天的世界又重新被擬定。故土如影隨行，何以為家？在世界穿行，又不屬於任何世界，以致於成為一個旁觀。

再談畫面：

這是一部漫遊電影，以導演的眼睛遊走於拿撒勒、巴黎和紐約的畫面。拿撒勒鬱鬱蔥蔥的樹林、金色的田野、頭頂罐子的女人，還有他種下的那株小檸檬樹。在他巴勒斯坦的家，室內不時尚，反倒擁有一種寧靜的美。繪畫、書籍、綠植、光、物品構成了空間氛圍的同時，也是在交代蘇雷曼本身的人物形象，細節構成了更立體的空間，空間讓人物在虛擬的電源中更真實可信；

空空蕩蕩的的巴黎風景，精美乾淨，詩意盎然，對稱構圖真是強迫症最愛，巴黎街頭自信迷人的美女們，在盧森堡公園搶奪椅子的人們，把巴黎拍的最美非他莫屬了；

紐約的街頭拍出衝突、暴力、緊張的壓迫感，手持槍械重武器的行人們，人人警戒，還有公園中被追趕的反抗者，讓人緊張的屏息靜氣；但就是因為有這麼一個場面，才能讓人感受(同時感受到導演的感受)到空蕩蕩的地方，才是自由舒適的。

編輯後記：

《It Must Be Heaven》的整個觀賞過程都是輕鬆愉悅的，簡單直接的文本，配合極簡主義的畫面設計，看似沒有情感的情感內容，留白與觀眾的細味，充分擁有思考的價值。

電影從人本身出發，探索主體本身的過往和願景就是需要不斷被追問的主題：是甚麼？要甚麼？想成為甚麼？總是需要不斷深究。愈清晰，在空間的實用功能設計及情緒表達中才能切中要害，不為裝飾而裝飾，不把臨時的需求變為永恆的負累。Less is more，more is more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有些人需要Less，有些人熱愛More。